認識的側面

    《農民工口述史》

    編者：呂國光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9年1月

    農民工泛指所有在外工作的農村人，具有流動大的特性。據網路統計數據來看，現時農民工已超過一億五千萬，他們主要從事建築、製衣、採礦、汽車組裝或其他低技術行業。作為特殊的流動群體，農民工在中國是一個極之重要的社會現象，其正向或負向發展亦牽涉到全國的穩定，而徐勇在《農民工口述史》的序中便認為，其對社會有着以下重要的意義：“一是經濟貢獻、二是政治穩定貢獻、三是制度創新貢獻”，我們由此可見農民工的舉足輕重。

    《農民工口述史》顧名思義就是以農民工為硏究對象，以口述史的形式為我們提供除了新春一窩蜂回鄕、農民工對經濟影響的數據統計等片面印象外，最為人性化的自我記錄。全書合共採訪了200人左右，其中30人整理成文稿，調查對象分別來自於河北、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福建和廣西等地的農村，受訪者年齡最大為63歲，最年輕為19歲(20－50歲的每個年齡層亦有涉及)。據該書主編呂國光在〈後記〉中說：“硏究成果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口述史硏究中常用的四種成文形式，包括現實的故事、坦誠的故事、印象的故事、批判的故事”，這亦是筆者所見同一報吿內，形式最為多變的例子。

    回看該書，整體着力表現四大核心內容，包括：一、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二、農民工的不屈拼搏精神；三、農民工從事行業的興衰變遷；四、農民工群體間的關係。

    如“從我們身邊經過的人群，要麼就是穿着異服的新人類，要麼是衣着華麗的闊佬們，他們都喜歡仰着臉走路……城裡什麼都好，就是人太沒情味兒”(第49頁)

    “在開店之前，我四處飄泊。當過木匠，因為視力不好而被逼放棄……當過小區保安……也過了一把工人階級的癮，給成千上萬的零件做初樣檢測……儘管前途依舊迷茫，但是我仍無悔於這樣的生活和當初的奮鬥。”(第164－165頁)

    基本上，筆者最看重該書的是“史味”的淡薄。這話從何說起？口述歷史是一種常用的歷史硏究方法，其內所記錄的，是由個人親述的生活和經驗，透過訪談採本捕捉和保存訪談對象記憶中的資料，並與文獻資料互相印證。這種方法可以有效追溯傳統歷史文獻中被遺忘的片段。以澳門出版的《情繫新橋坊》為例，其受訪者的平均年齡在70歲，以國內出版的《邊界的躍動》為例，其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更高達79歲，這種採選的好處是，年齡閱歷能為我們提供即將消失的傳統記憶，如口述史料集《昔日中秋在澳門》和掌故文章〈澳門地區最後一個地保〉等都屬於這類。但在《農民工口述史》一書中，看來編者更為關心的是宏觀事件中未被發掘的側面，所以加揷了大量20歲這個年齡層的受訪人。

    “我這個所謂的‘80後’卻並不像報紙上描述的那樣自私、嬌生慣養、消費能力驚人……儘管我生活在農村，但卻和很多城市裡的同齡人一樣，對農活和大部分農作物都不大熟悉……在浙江戰友的介紹下，我來到了溫州一家美容美髮院打工……沒有相關資格證書，就必須從學徒做起。”(第38頁)

    這裡在內地被稱為80後的一群，他們不少是第一批出城農民工的下一代，在筆者看來，他們已是農民工的變種，是新型的農民工。首先，他們缺乏了1978年後湧入城市的父輩那種對土地熟悉的特徵，而另一方面由於家庭條件所限，他們在城市中仍未能脫離底層的困境，無法眞正進入或融入城市。而對這類農民工的探討和採寫，大大地推進了農民工硏究的完整性，可謂彌足珍貴。但無可否認的是，《農民工口述史》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缺陷，如對老一輩農民工的採寫略見不足，無法形成整體歷史脈絡；其次是過份重視文字採寫，忽略了對歷史圖片或歷史文件資料的實物收集，如車票、戶口簿、打工記錄等，均未見在書內呈現，實屬可惜。

    望    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