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二三事

    一、“投筆從戎”

    時間大概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有一天的中午，當時已是11點多了，總編輯李侃忽然找到我說：“你現在就去啟先生那裏一趟，請他趕快再寫一個書簽，下午等着發厰用呢。”說完，李先生拿出一張書簽，是啟先生題寫的，可能當時沒說清楚，漏了“近代”這關鍵的兩個字。我急忙帶上書簽便奔往北師大。到了先生的家，已是12點多了。剛要舉手敲門，忽見門上的小玻璃窗內貼着先生寫的一張字條：大熊貓病了，謝絕參觀！可我有領導交辦的緊急公務，不能不進。於是，硬着頭皮敲了門。出來開門的是他的外甥女，說：“你沒看到門上貼的字條嗎？先生病了，不能會客。”我被擋在了門外，只好大聲說：“我是中華書局的，有急事找先生。”這時，只聽屋裏的啟先生說：“是中華書局來的，快請進來。”這樣我才進了門。

    原來先生確實病了，此時正直直地躺在一張硬板床上，而且沒有枕頭。他見我來了，非要坐起來。我問：“您這是怎麼了？”“頸椎病犯了，老毛病了。醫生叫我這麼躺着。”邊說着，邊下了地。“你這大中午的找我有甚麼事，說吧。”我見先生這個樣子 ，脖子直挺挺的，眞有點說不出口。“有甚麼事就快說，不然，你不會這個時間來。”我只好把來意說了。先生聽後看了眼書簽笑了，“確實漏了兩個字。李侃讓我寫時是說過‘中國近代史’這幾個字，現在成了‘中國史’了，這好辦，我給加上就是了。上午給人家寫字，正好還剩了點墨，不用也就乾了。”“可您這脖子能行嗎？”“能行。只要胳膊、手沒病就行。”說着，他老人家便找出一張窄窄的宣紙條，放在桌上，提起筆一筆一劃地寫了起來。一邊寫還一邊說：“還是重寫一張好，補寫的字行氣彆扭。”很快，字就寫好了。先生說：“先放在這裏乾一乾，我給你講一個故事。你知道我‘投筆從戎’的事嗎？”“您不是一直在學校敎書嗎？沒聽說您參過軍啊。”“那是在1971年的冬天，我那時正在學校接受監督勞動，具體的活兒就是掃地。有一天，我正在掃地，忽然學校的軍代表派人把我找了去。一進門就問我：‘你就是啟功？’我忙認認眞眞地回答：‘我是啟功。’軍代表用很怪的眼神把我又從頭到腳地打量了一番，然後才鄭重地宣佈道：‘接上級電話通知，你從即日起就算正式入伍了。’我聽完後，眞是丈二的和尙，摸不着頭腦。我當時眞懷疑我的耳朶出了問題，一個被監督改造的老右，一下子就參了軍，成了人上人？這變化也太大了吧。何況我已是一個快60歲的老頭了，也拿不動槍啊！一定是搞錯了。想到這兒，我便壯着膽問了一句：‘是不是搞錯人了？’軍代表聽後，不耐煩地說：‘這學校裏不就你一個人叫啟功嗎？’我說：‘是啊！’‘那還會搞錯嗎？你趕快收拾一下，下午就去報到！’我一聽，也有點兒着急了，心想這是要被充軍了，起碼也得問明白發配到哪去了啊。‘那到哪兒去報到啊？’軍代表說：‘電話裏只說調你去二十四師工作，你就去師部報到吧。’‘那師部在哪兒啊？總得有個地址吧？’‘好像說是在王府井大街36號，我當了這麼多年的兵，還眞不知道那裏有支二十四師。’我一聽這地址，樂了，那兒不是中華書局嗎。原來是調我去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其實是參加點校《清史稿》的工作。可軍代表竟聽成是二十四師了，差點讓我這快60歲的老頭臨了去當兵。就這樣，我當天下午趕緊就到中華書局去報到了。”啟先生說這番話時樣子可滑稽了，逗得我幾次笑出聲來。至今還常常生動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先生說完了這些話，才拿起寫好的書簽遞給我，說：“完全乾了，你可以拿回去交差了。”我心想：眞沒白來，旣完成了任務，又親耳聆聽了先生講的這麼精彩的故事。

    二、只管寫 不管講

    啟先生是著名的書法家，又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的主席，所以，慕先生的大名而求字者可謂多矣。先生家的門檻是早已被踢破了，這一點，只要是去過他家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你提前和他約好的也沒有用，他那裏常常是賓客盈門。有一次，趙守儼先生讓我去給他老人家送點東西，此前，趙先生跟我說過：“你不是想得到啟先生的一幅字嗎？我不便跟他說，只能給你創造一些機會。”這就是先生給我創造的一次機會。“我已同啟先生聯繫好了，他說在家等你，你趕緊去吧。”我謝過趙先生，便拿上東西直奔啟先生家去了。可到了他家一敲門，給我開門的是一位陌生人，先生在屋子中間喊道：“你先找個地方坐一下，等我忙完了再同你說話。”我一看，屋子裏全是人，根本沒地方坐。還有好幾個人正把先生圍在中間，原來，先生正在給他們寫字呢。我只好站在一旁觀看。只見他寫了一張又一張，一口氣寫了四張，四撥人拿着先生的墨寳高高興興地走了。這時候屋子裏除了我還有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年輕的女孩。那老太太走近前說：“啟先生，我是您的老學生了，我孫女快結婚了，想請您給寫幅字。”先生抬頭看了看老太太，說：“您的年齡跟我差不多，我能敎過您嗎？”“我是在輔仁讀書時聽過您的課。”“旣然如此，我就給您寫吧。”說完，先生只好又拿過一張紙來，一筆一劃地寫了兩句詩。寫完後，先生直起腰來，喘了一口氣。這時，那老太太說：“您這寫的是甚麼內容啊，能不能給我們講講？”聽了這話，先生平靜地說：“我是只管寫，不管講。再說了，你不是我的老學生嗎？”老太太只好拿上字走了。這時，先生才又招呼我說：“他們總算都走了，該說說咱倆的事了。”我看他老人家已經很累了，忙拿出帶來的東西交給他，“這是趙先生託我帶給您的東西。我沒有別的事，您還是休息一下吧。”就這樣，我吿辭出來了。

    還有一次，我和許逸民先生去看望他，雖然也是幾天前就約好的，但屋裏也有別的客人。就在我們和先生談事的中間，電話不斷。聽得出來，大多是請他題字的，他都一一婉辭。弄得我們的談話是時斷時續。他說：“沒辦法，只要在家，就天天如此。”正說着，電話又響了。他只好又接了起來，聽得出，剛才這人打過。“我不是吿訴您我這裏有客人，不能寫嗎。甚麼，就寫一個店名，叫甚麼髮廊？是哪個‘廊’字啊？要是豺狼虎豹的‘狼’，我害怕，我可以寫。要是其他的‘廊’，不會咬人，我就不寫了。”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在旁邊直樂。但也看得出他的無奈。

    三、生氣和發脾氣

    跟先生接觸過的人，大概很少有人見到過他生氣和發脾氣，我在一次會上卻親眼看到他老人家生氣和發脾氣。那是在1996年的年底，地點是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在這裏由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召開了一個有許多重要媒體參加的文物鑒定會，與會的都是這方面的專家、學者。我負責接張政烺先生到會。那天，我把張先生提前接到了會上，有關人員把張先生請到主席臺上就座。會議開始前，啟先生到了，因為他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主任，所以，主持人趕緊上前迎接。啟先生當時身穿大棉衣，一進門就滿臉的不高興。主持人過來後請他脫去大衣到主席臺上就座，他卻發起脾氣來，大聲說：“我幹嗎要脫去大衣？我就不脫去大衣！我也不到主席臺上去坐，我今天就坐在這後面。”說完，他氣呼呼地就坐在了最後一排。這一下，弄得主持人極為尷尬，站在那裏，不知所措。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啟先生今天是怎麼了，為甚麼會發這麼大的脾氣。他老人家坐下後，抬頭看見了坐在主席臺上的張先生，於是，連忙起身，走到臺上，離着老遠，一邊叫着：“苑峰兄！苑峰兄！”（張先生的字）一邊作揖問候。張先生聽到有人叫他，正回頭張望，啟先生已經來到了跟前。張先生看清後，忙起身，拱手道：“元白兄！元白兄！”（啟先生的字）說罷，啟先生一屁股就坐在了張先生的旁邊，正好是給他準備的位子。主持人見狀，趕緊宣佈開會。再看啟先生，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似的。後來才知道，他老人家發脾氣是有原因的，本文不作具體解說。不過，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啟先生發脾氣。但為甚麼那麼快就消了氣？原來他和張先生是好朋友，大概好久沒有見面了，有許多話要說吧。

    說到啟先生和張先生，還有一件事値得一提，就是在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面向社會招考副硏究員。我中學的老師袁行雲先生準備報考該院的歷史所。負責此事的考官有啟先生，而主考官就是張先生。袁先生與啟先生很熟，便問他都應該做哪些準備？啟先生吿之主考官是張先生，由他負責出題。袁便託啟先生代為打聽一下。啟先生給張先生打了電話。張先生聽後說：“我甚麼題都不考，到時候只叫他當堂標點一部古書中的一節。你叫他準備去吧。”啟先生只好把這段話帶給了袁先生。儘管張先生甚麼也沒說，可袁先生後來還是憑藉其紮實的國學根底順利地考上了歷史所的副硏究員。

    如今，啟先生離開我們已經有三年多了。我一直想寫一篇小文，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情記錄下來，除了表達我的懷念，還可以為熱愛先生的廣大讀者提供一些有趣而又眞實的資料。

    張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