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藝術學校是這樣的，同學都不怕老師，因為同學不應該怕老師。藝術學校的定位與別的學校最不同之處，是導師嚮往破格的學生，他們幾乎畢生就是致力在培育這樣的人。奮Sir這種經常講作品講到傻笑的大寶，屬於你知道他好欺負，但你欺負他時絕對是自己錯的系列。

    每個導師都會生氣，但傻笑系導師生起氣上來——“死喇今次無運行。”那是個下大雨的下午，奮Sir“堅嬲了”。幾個同學借大雨為理由走堂，有幾個人空坐着但作業還未去拍，交得上作業的只有三、四個。他平日講課組織已經謹慎，生起氣來真的連氣流都打結，我看着他怒到連氣話都組織不出來。一個同學拉我到一邊叫我趕緊給走堂的人撥電話去捉人，而那節課三小時，不知怎麼爬得過來的。

    至於同學內心是否服從一個導師，要看許多因素。奮Sir把他儲起來的攝影集、他自己的裝裱作品帶來讓我們看，再說話就嫌多了。那些黑白灰階的照片放着，拍的是木屋區的雜物，半個人影都沒有，你卻從中讀得出人文的溫度，你多多少少，想拍得出像那樣的作品，或真正底層的本質其實是，希望自己也有同樣的溫厚情感。而人文情懷，卻不是四年學業可以說得來。我的鏡頭對準那個角度，奮Sir一時覺得有趣，他的鏡頭也對準那個角度，一周後照片沖曬出來，他的照片就是有深義，而我的照片連個屁也沒放得出來。奮Sir是藝術家，是人文攝影師，毫無懸念。

    也就是那幾年間，婆仔屋藝術空間活躍起來了，他常常叫我們去玩，去看師兄師姐的作品。我初次踏入婆仔屋，脖子上就掛着那台Nikon Fm3A，免得“手無寸鐵”，起碼有件入場道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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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員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