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EC“中國年”與灣區新命題
二○二五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首次突破十五萬億元,廣東對APEC其他經濟體進出口達六點一六萬億元——全國對APEC貿易每四元中約有一元來自廣東。這些數字說明,APEC對廣東和灣區不是一份臨時準備的議程,而是一張已經運轉多年的合作網路。二○二六年APEC“中國年”把財長會放在香港、旅遊部長會放在澳門、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放在深圳,三場會議沿着灣區地理軸線依次展開,本身就是對這張網路的一次壓力測試:灣區能不能藉此聚合成一種可延續的區域合作能力?
深圳承辦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主題是“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優先領域是“開放、創新、合作”。深圳的科技產業密度和先進製造能力,天然適合承接“創新”這一優先領域的落地場景。領導人會議的價值不僅在兩天會期之內,更在於為灣區打開一個面向APEC經濟體的常設性合作視窗——把會議期間形成的政治和政策共識,轉化為旅遊科技、青年創業、文化遺產數位化等具體議題上的滾動項目。有了這個“會後介面”,高規格的會議就成為合作的最佳平台。
香港承辦的財長會給出一個積極的信號。會議審議通過《二○二六年APEC財長聯合聲明》和《亞太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政策聲明》,並同意推進亞太青年財經人才交流與合作。香港角色因此不止於“提供場地”,更把國際金融中心的規則操作能力,嵌入到APEC財金合作的議程設置中。對灣區來說,這意味着前端的資本與標準介面已經存在,接下來的是後端的產業與場景能否接得住。
澳門位置,恰恰在“介面”這一側。六月APEC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舉辦,主題是“數智創新,合作賦能”,中方提出的“共謀數智創新”“共話合作賦能”“共用旅遊價值”獲得廣泛回應。旅遊部長會議談的是人員流動與智慧旅遊標準,看似“軟”,實則觸及亞太合作中信任成本最低的通道。澳門如果能將旅遊部長會議形成的共識,與橫琴已經跑通的規則銜接經驗疊加起來,就可能形成一個獨特的“驗證—轉換”功能:跨境社保、專業資格互認、資料流程動等安排先在橫琴小尺度驗證,再借助澳門的葡語國家網路和多法域通道向亞太延伸。中葡論壇第七屆部長級會議成果文件的磋商與中醫藥產業對接巴西市場的實踐,已經表明澳門平台可以承載具體的產業合作,而不僅是文化象徵。
三場會議串聯起來看,灣區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澳門能從APEC得到甚麼”,而是澳門能不能成為APEC成果在大灣區沉澱下來的那個“轉換介面” 。香港提供財金規則介面,深圳提供產業創新介面,澳門提供制度試驗與人文連接介面——三者的功能並不重疊,但需要被同一個機制“擰”在一起。這個機制不必另起爐灶,可以從現有抓手起步:以粵港澳聯合文化產業投資資訊平台和人才聯合培養為切口,推動三地專業資格互認和跨境專案聯合審批,再以“灣區標準”對接APEC框架下的跨境服務貿易安排。當人才、專案和規則在灣區內先形成常態流動,“APEC灣區合作視窗”必定大放異彩。
澳門四百多年中西共處的經驗,在亞太合作深化的今天有一種被低估的價值:它證明不同制度、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可以在一個足夠小的空間裡反復磨合,把“相遇”變成“共處”。相信APEC會議帶來的相遇會被制度化地嵌入持續運轉的合作機制,灣區也一定能從三場會議的承辦地,變成亞太合作中一個真正有沉澱能力的節點。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