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自在）父親的信

父親的信

父親被打成“右派”那年，二十二歲，受到降薪兩級的處分，從技術員級別降為工人。這是他人生的第一記重創。四年後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北滿鋼廠工程管理處“摘帽”（摘掉右派帽子）。這頂帽子留下的陰影如影隨形，此後的歲月裡，他不願提及一句。

一九八八年，父親在澳門給七十年代的同事馬叔寫信：“宣傳隊那段雖帶苦澀卻十分令人懷念的日子，懷念你們那種‘不以異類見棄’沒有歧視的態度。”

自從有了“右派”陰影，父親想必因被視為異類而遭受過不少白眼。他格外珍惜與馬叔等人平等相待的友情，也願意平等地對待所有人。在澳門他交下一批各行各業的朋友，有戲劇界、學術界，也有地盤工友、街市賣魚、賣菜、賣水果的小販。他常常教導我們姐妹要“廣交朋友，廣結善緣”。

一九八八年，我升讀大學。父親在信中向馬叔介紹：“我的三個女兒也都進了大學，原想送到國外讀，但學費太貴，負擔不起。最小的欣欣今夏可直升本科——就是當年立珩常學她：‘張粵家有電話’的那個女兒。”

張粵是我家在鞍山鄰居家女兒，父親是高幹，家裡裝有電話。那時我剛會說話，像複讀機一般，在自己巴掌大的家裡走過來說一句“張粵家有電話”，走過去又說一句“張粵家有電話”。這成了大家記憶中我的標誌性舉動。

從父親一九九三年的信中，看得出生活已漸入佳境：“我生活尚好，仍然打工，月薪一萬三千左右，算是同行中中等水平。八九年趁房價較低花了近五十萬買了一所房子，如今能值一百萬港元，加上培養了三個（大）學生，這些就是我到澳門十二年的‘成就’！”這幾件是父親一生引以為傲的事。

五十萬買下的房子是我們在澳門第二個住處，位於高士德。一九九五年，我們用這套房子換得現在的家，這裡也是父親的終老之所。

（二之二）

穆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