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澳門）與鄭觀應的思想碰撞

與鄭觀應的思想碰撞

在澳門，孫中山常去拜訪一位比他年長二十四歲的思想家鄭觀應。兩人促膝長談，從農桑談到商務，從洋務談到國政。

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最具系統的維新思想家之一。他一生長河中最重要的一段著述時光，正是在澳門度過的。自一八八六年起，鄭觀應蟄居澳門龍頭左巷鄭家大屋，輯着那部影響深遠的《盛世危言》，至一八九三年刊行於世。彼時孫中山在澳門行醫，常往鄭宅討教，其早期的改革思想，受鄭觀應影響頗深。

一八九二年前後，鄭觀應編訂《盛世危言》，孫中山所撰《農功》一文，經潤飾後收入書中。兩人亦通過書信研討時政利弊，孫中山假日過澳時常登門請益。一位是科班出身的西醫，一位是深諳洋務的思想家；一個二十出頭，一個年近半百。年齡與閱歷的差距，並未妨礙他們成為忘年之交。

澳門為這樣的思想碰撞提供了空間。在這座遠離京師的小城，兩人可以放下顧忌，暢所欲言。鄭觀應“富強救國”的理念，深深觸動了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孫中山草成《上李鴻章書》，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四大主張——其思想內核，正與《盛世危言》序言一脈相承。

可以說，鄭觀應的維新思想，是孫中山早期改良主張的重要來源，也為他日後由改良轉向革命埋下了伏筆。孫中山後來走上推翻清廷之路，但他在澳門所受的這番啟蒙，始終是他思想起點的一部分。

兩位香山同鄉，在澳門相遇。他們的對話，不只改變了這位青年醫生的眼界，也悄然接入了中國近代變革的脈絡。一座小城，一間書齋，一場跨越年齡的交談——澳門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一個隱秘而重要的現場。

（孫山中與澳門‧六之三）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