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澳門）從懸壺到濟世

（何以澳門）從懸壺到濟世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僅短短一年多，卻完成了一場無聲的蛻變——從醫人之身到醫國之病。而這場蛻變的推力，恰恰來自澳門行醫的那段經歷。

他在鏡湖醫院聲名鵲起，求診者“戶限為穿”。然而名聲越大，招來的嫉妒也越甚。澳門的葡籍同行視他為眼中釘，百般刁難；按當時澳葡章程，不在葡政府取得行醫執照便不能在當地操業，而孫中山持的是香港西醫書院文憑，葡方以其“無葡國文憑”為由拒發執照。一個華人西醫，在葡人主導的醫療體系裡，終究是“外來者”。

一八九三年，孫中山離開澳門，轉往廣州行醫。他在西關冼基街開設東西藥局，繼續贈醫施藥，也以醫館為聯絡同志的據點。臨行前，他將“中西藥房”的招牌、醫療器械和生活用具贈給了葡國摯友飛南第。這些遺物後來由飛南第的妹妹轉交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其中幾件至今陳列在澳門“孫中山紀念館”內。

澳門既是庇護所，也是試煉場。它給了孫中山行醫濟世的第一站，卻也讓他提早看清這裡體制的壁壘。正是這種“被推開”的經歷，促使他把目光從診台移向更廣闊的天地。

澳門沒有留住他的身體，卻留住了他由“醫人”轉向“醫國”的精神起點。懸壺於澳門、羊城這段歲月，正如他自述：“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從澳門到廣州，從檀香山到倫敦——他的革命足跡遍佈全球，而起點之一正是澳門。在這裡，他學會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以醫術贏得民心，也第一次真切體會到：醫術所濟有限，國病終須從政治上醫。

從懸壺到濟世，從醫人到救國——這一轉折的軌跡，深深又清晰地刻在澳門這片土地上。鏡湖醫院門前那尊孫中山銅像，至今仍凝望着遠方，期盼早日振興中華。

（孫中山與澳門‧六之四）

吳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