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權聲援”為名的政治抹黑

以“人權聲援”為名的政治抹黑

——區錦新案法律適用再辨析

近日，澳門特區法院對區錦新涉嫌危害國家安全一案依法做出判決，澳門各界對此案態度高度一致，全力支持特區司法判決，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干涉。然而，西方個別非政府組織又發表文章說三道四、公然叫囂，文中處處顯示其無視特區法律規定，亦缺乏基本法理常識。

文章將區錦新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界定為所謂“和平政治活動”（原文為atividade política pacífica），並將區錦新之類人士描述為“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人”，攻擊判決是對行使言論自由行為的刑事化。實際上，區分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與所謂“和平政治活動”，其關鍵不在於行為是否以“暴力”的方式實施，也不在於行為人是否自稱“和平”，而在於行為的主觀目的和客觀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構成要件。

區案判決顯示，法院認定其“先後與多個境外組織勾連”，其散佈的資訊“明顯充斥顛覆國家政權的政治主張”以及“虛假且明顯有所歪曲”的材料，目的在於“煽動澳門居民對中央政府的仇恨”。

顯然，該等行為早已超出了在法律框架內表達異議或訴求等所謂“和平政治活動”的邊界。相比之下，單純的政策批評或訴求反映，即使內容尖銳，也不會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論處。總之，只要行為主觀上具有侵害國家安全法益的意圖，客觀上實施了維護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行為，即符合相關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構成要件，絕不能與所謂“和平政治活動”或“行使言論自由”混為一談。

文章指區案為所謂“閉門審訊”。眾所周知，司法程序公開是程序法的一般原則，但以國家安全案件為例外適用不公開審理，同樣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做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 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允許“由於……國家安全的理由，……不使記者和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例如美國《機密資訊程序法》(CIPA)構建的分層密封系統，將對國家安全的危害降到最低。德國《法院組織法》(GVG)明確規定，法院在存在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時，可決定全部或部分庭審不公開。葡萄牙第二/二○一四號法律《國家機密制度》亦同時修訂了刑事訴訟法典，以銜接國家機密的保護。

就區案而言，其不公開審理有着明確的法律依據，即第九 /一九九九號法律《司法組織綱要法》第九條第二款所設定的一項附條件的例外程序。該程序的適用以“公開審理將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為實質性前提條件，並遵循經檢察院請求、國安委確認、法官決定的嚴格條件和程序。不公開審理不等於秘密審判，即使庭審不公開，被告人的辯護律師等訴訟參與人全程參與，享有全部訴訟權利，充分體現了司法公正與國家安全利益的審慎平衡。

文章指責法院判處區錦新十二年六個月監禁“不合比例”。所謂“比例原則”通常用於行政法，在刑法中則表達為“罪刑均衡原則”，即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應。就區案而言，其判罰徒刑在法定框架內，不存在違反罪刑均衡原則的問題。區錦新被認定的罪名包括一項“顛覆國家政權罪”，處十一年三個月徒刑；兩項“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組織、團體或個人建立聯繫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罪”，各判處三年九個月徒刑；一項“違反保密罪”，判處九個月徒刑。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七十一條關於數罪並罰的規定，法院可以判處刑幅的最低限是各刑罰中的最高刑，即十一年三個月徒刑，可以判處刑幅的最高限是各刑罰之和，即十九年六個月徒刑。法官亦明確指出量刑的兩方面考量，一方面，嫌犯為初犯，且承認做出相當部分的犯罪事實；另一方面，嫌犯故意程度極高，有關犯罪的不法性程度及可能造成的後果均十分嚴重。在上述考量下，最後判處嫌犯十二年六個月徒刑，顯然是更接近最低限的判罰，何來“不合比例”問題⁈

文章還指責判決違反了澳門特區在國際人權條約和準則下保障訴訟權利的義務。實際上，在該案整個訴訟過程當中，在區錦新沒有自行聘請律師的情況下，法院依法為其指定代表律師並獲其認可，指定代表律師與其保持緊密溝通、聯繫，為其辯護，區錦新本人也依法充分行使了辯護權。同時，法庭亦依法批准家屬定期探視。法院判決也顯示，針對部分指控，法官認為有關行為是否達至罪狀要求仍存疑問，基於疑罪從無原則，判處該部分的罪名不成立。可見，特區法院對區案的審理嚴格遵循法定程序，堅持程序公正，充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何談對相關公約的違反⁈

至於文章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攻擊更是無稽之談。總體國家安全觀是一個主權國家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依據自身安全處境獨立界定安全邊界、自主選擇安全路徑的成果，它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並明確“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將“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納入統籌。攻擊者將這一基於不同安全哲學的選擇徑直判定為“壓制人權”，反而暴露了其在“人權聲援”外衣下進行政治抹黑的真正目的。

澳門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

法學院院長

方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