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與澳門刑事司法協助亟待制度化

內地與澳門刑事司法協助亟待制度化

澳門回歸至今已逾二十五年，內地與澳門在民商事領域先後簽署了文書送達與調取證據、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判決及仲裁裁決、仲裁保全等多項安排，合作日趨成熟。然而，在刑事領域，兩地至今仍未簽署任何刑事司法協助安排。隨着粵澳往來日益頻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不斷推進，人員、資金與貨物跨境流動持續增加，跨境犯罪亦隨之上升。行政長官在今年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要求主動加強區際及國際司法交流合作，以及在跨法域協作中的獨特橋樑作用，拓展對外司法合作網絡，提高涉外案件司法執法效率。檢察長亦提出持續強化“內聯外通”，建議加快推進三地（內地、澳門和香港）刑事司法協助機制的構建，切實維護粵港澳大灣區和合作區的社會治安與法治秩序。如何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建立行之有效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制度，已是不容迴避的課題。

區際協助有別國際協助

所謂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是指在一個主權國家之內，不同法域的司法機關就調查取證、文書送達、逃犯移交、被判刑人移交、刑事訴訟移管，以及刑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等事項，相互提供協助與合作。它屬於一國內政，不涉及主權的分割或讓渡，這是其與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最本質的區別。

中國原屬單一法域國家，港澳回歸後形成“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澳門基本法第二條賦予澳門特區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澳門由此成為一個獨立法域。基本法第九十三條規定，澳門特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第九十四條則規定，澳門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和授權下，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兩條分立，正說明區際協助與國際協助性質不同：前者靠平等協商，後者靠中央授權。

兩地法制差異明顯

兩地合作之難，根源在於法制差異。澳門法律承襲葡萄牙的歐陸法傳統，現行《刑法典》經第58/95/M號法令核准，自一九九六年起生效，價值取向側重保障個人權利；第三十九條明文規定不得設死刑，亦不得設永久性或無限期的剝奪自由刑罰。內地則屬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刑法保留死刑。加上澳門以中葡文為正式語文，兩地在訴訟程序、證據規則等方面亦各有不同。

更重要的是，聯邦制國家可透過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協調各州的法律衝突，例如美國憲法要求各州對其他州的司法程序給予“完全的信任和尊重”。內地則沒有凌駕於各法域之上、專門調整區際司法協助的上位法，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全國性法律亦未涉及這方面的內容。各法域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都不能以行政命令或司法指令要求對方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合作只能循協商途徑推進。

個案協查難以替代制度安排

在欠缺正式安排的情況下，兩地刑事合作目前主要依靠個案協查和警務合作。內地檢察機關依照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涉港澳個案協查的規範，與澳門檢察院開展合作，廣東、江蘇、福建等省份與澳門的聯繫尤其密切，在懲治跨境貪腐犯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不過，個案協查屬於執法層面的協作，常面對審批程序繁瑣、證人取證困難、境外證據轉化缺乏統一標準等問題，更無法取代具法律拘束力的司法安排。終審法院在第12/2007號人身保護令案中明確指出，澳門與內地之間並無規範移交逃犯的協定，特區亦未就此制定特別法；在欠缺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任何公共機關均不得為了將紅色通緝令所針對的人士移交內地而將其拘留，並命令立即釋放當事人。該案清楚顯示，制度缺位會直接限制兩地合作打擊犯罪的能力。

立法層面同樣存在空白。第6/2006號法律《刑事司法互助法》第一條明確規定，該法只適用於澳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刑事司法互助，並不適用於區際層面。特區政府雖曾於二○一五年十二月向立法會提交《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但以三地法律制度差異甚大、與內地及香港的協商需時較預期長為由，於二○一六年六月主動撤回，至今仍未重新提交，二○二六年度的法律提案項目亦未有列入。近兩年的施政報告先後提出“研究並適時與內地開展《移交被判刑人安排》的磋商”及“加強與內地和香港特區刑事司法方面的協作”，方向已見明確，惟仍未有具體時間表。相比之下，澳門特區已與葡萄牙、蒙古國、韓國、尼日利亞等國簽署刑事司法協助、移交逃犯或移交被判刑人協定，今年五月更與哈薩克斯坦一次過簽署三項刑事司法協定；澳港之間亦早於二○○五年簽署了移交被判刑人安排。澳門與內地的刑事合作不但落後於民商事合作，也落後於澳門與外國、香港特區之間的合作。

有待釐清的幾個問題

其一是刑事管轄權衝突。兩地刑法在認定犯罪地時均採“遍在原則”，即行為地和結果地均視為犯罪地，內地《刑法》第六條和澳門《刑法典》第七條均有相應規定，同一案件往往同時落入兩地管轄範圍。對於預備行為與實行行為分處兩地、行為與結果分處兩地、數罪分涉兩地以及跨境共同犯罪等情況，目前仍欠缺明確的協調規則。相比之下，澳門駐軍人員的刑事管轄已有《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明文規定：駐軍人員犯罪原則上由軍事司法機關管轄，但非執行職務時侵犯澳門居民或駐軍以外其他人的人身權、財產權的案件，由澳門司法機關管轄，雙方並可協商移交管轄。這一做法說明，只要事先訂立規則，管轄權衝突並非無法化解。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刑法典》第四條及第五條均設有“屬司法協助領域之協定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的但書，已為日後以區際協議協調管轄權預留空間。

其二是國際司法協助中的傳統原則，在區際層面應否照搬。一是本地居民不移交原則。內地《引渡法》和澳門《刑事司法互助法》均有本國公民或本地居民不移交的規定，但不少學者認為，港澳是國家主權下的獨立法域，彼此之間並非主權國家關係，此項原則不宜機械套用。二是死刑犯不移交原則。澳門反對死刑的立場堅定，這可能成為移交逃犯的最大障礙；但《刑事司法互助法》第七條第二款容許在請求方保證不判處或不執行死刑的情況下提供協助，內地在對外引渡條約中亦曾接受類似條款，兩地日後可參考以“量刑保證”方式化解分歧。三是雙重犯罪原則。該原則源於維護國家主權的考慮，而兩地同屬一國，若僅因不符合某一法域的入罪標準便放棄追究，顯然不利於打擊犯罪，故即使適用，亦應嚴格限制、審慎對待。四是政治犯不移交原則。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無論發生在何地，都是對國家共同利益的侵害；澳門已依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並於二○二三年全面修訂，在區際層面不應存在所謂“政治犯不移交”的問題。

循序漸進推動合作

筆者認為，推進兩地刑事司法合作，應把握六項原則：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二是平等協商，依照基本法第九十三條，尊重各法域的平等地位；三是遵從“一國兩制”方針，既不套用國際司法協助的模式，亦不照搬內地同一法域內的協作方法；四是講求效率，在保障程序公正與基本權利的前提下，借鑒民商事安排引入電子轉遞文書、視像作證等做法；五是注重程序，在實體法差異短期內難以消弭的情況下，避開實體爭議，先從程序合作入手；六是相互尊重，只要請求符合請求方法律且客觀上可行，便應積極配合，以實際行動累積互信。

在具體路徑上，兩地可先易後難：先就移交被判刑人等爭議較少的事項達成安排。澳港之間的移交被判刑人安排於二○○五年簽署，據特區政府資料，至二○一五年已有超過45名被判刑人移交香港服刑，讓被判刑人返回原居地服刑，既有利其改過自新，亦體現法治的人道精神，可為內地與澳門的磋商提供現成借鑒。

與此同時，應適時重啟《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本地立法工作，為日後處理移交逃犯、刑事判決的承認與執行等較敏感的議題奠定制度基礎。唯有把現行的個案合作提升為制度化安排，才能真正堵塞跨境犯罪的漏洞，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澳門的長治久安提供堅實的法治保障。

澳門科技大學法學博士研究生 鄭紹康